杨福珍(脑瘫患者奶奶):希望孙子长大后能照顾他爸爸

人物故事 启东肢协 来源:中国江苏网 2年前 (2019-02-17) 794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

原标题:《你不知道的世界 —— 带你走进残疾人》三

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黄集镇杨二村

杨福珍(脑瘫患者奶奶):希望孙子长大后能照顾他爸爸

位于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——洪泽湖之畔的洪泽是个不大的县(2016年改了区),只有三十多万人口。虽然地处苏北,经济不是很发达,但洪泽人对教育和全国大部分地方一样,异常重视。很多家在农村的人,在孩子上了县里的高中后,就到城里学校的附近,租一处房子,名为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,实为陪读,也有监督、管制的意图,担心孩子不学好,耽搁了前程。

从2011年的九月份开始,家在农村的杨福珍也在洪泽县城开始了陪读的生活。与其他人陪读不同的是,她陪读的孙子上的是洪泽县特殊教育学校,也就是说,她的孙子是个残疾人。她的陪读是名副其实的照顾孙子的生活。

1、孙子残疾儿媳妇走了

我见到杨福珍和她的孙子许家铭,是在他们的出租屋里。

面对洪泽县特殊教育学校大门有条窄窄的巷子,进巷子行走约八十米,巷子的右边有道敞开的门。说是门,其实就是两个墙垛立在那里,让人有进出的概念。墙垛之间是空的,没有任何遮挡。进了门,是个杂杂的院落,院内建有几排平房。向右走几步,第一排房屋从右向左数的第二个门就是杨福珍和孙子租住的房间。

那天是周五的下午,通常每周的这个时间,他们祖孙俩会收拾简单的衣物等行李,赶回距这里约十六公里外黄集镇杨二村的乡下的家。

事先知道有人要来,杨福珍站在门口迎着。进屋后,她让我坐在靠近门口的椅子上,自己坐在床边。她的孙子许家铭坐在她的身后,从奶奶的肩膀上探出头,用陌生地表情,定定地看着我。眼神茫然而又专注。

我环视室内,房间大概十三四个平米,屋里靠后墙搭起一张床。后墙上没有窗户。床对面靠近门的侧面是张有些年岁的方桌,桌子上零散地摆放着几只碗和盘子,一只电磁炉上坐着一个平底锅。这些就是他们吃饭的家什。房屋是尖顶,几根水泥杆上架着大大小小,表面明暗不一的木板,木板上就是屋面。进院子时,我看过低矮的屋顶,上面铺着大片大片的红瓦。

杨福珍的目光跟着我的视线在室内短暂地走了一圈。我收回视线,悄悄打量着眼前这位和我母亲年岁相当的老人。杨福珍低下头,不安地交替揉搓着双手,发出沙沙的粗糙声响。

我试探着开始和她交流:“孙子今年多大了?”

她侧回头看看趴在她身后的孙子:“今年十五岁了,按阴历算是十四岁。”

我继续问:“来县城之前,他在哪上的学?”

“在家里黄集镇上的学校。”

“那为什么要到县城来上学呢?”

“镇上的老师说他脑子不好,不聪明,教的东西听不懂,也记不住。让我们家里把他带到县里的特殊学校来上。说特殊学校的条件好,老师也教的好。我们就把他带来了。特殊学校不住校,就只好在外面租房子。我陪着他,给他做饭吃。”话打开,老人还比较健谈。也愿意诉说她的家事。她的口音夹杂着浓重的淮安方言,我大体上能听得懂。

“来县城几年了?”

老人想了想,说:“连头连尾五年了。”

“一直是你在陪他吗?”

“是的,他爸爸要在外面打工苦钱,他爹爹(洪泽地方话对爷爷的称呼)身体不好,还要看家。只有我来陪他。”

我觉得她少说了一个人,就问:“他妈妈呢?好像没听你说。”

老人停了一会。“她妈妈在他四岁大的时候,就走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,不明白“走了”的意思,也没敢贸然地去问。

老人看出了我的疑惑。“她妈妈是贵州人,那一年,自己跑回贵州去了。”

“贵州人?怎么会从那么远嫁到洪泽来的?”

“我们这里穷,我家条件也不好,儿子人也老实,在本地找不着对象。那时候,就有人说花点钱,到贵州可以找到女人。”

老人停下来,我也没问,看着她静静地在回忆。

“2000年春天的时候,儿子还有村里的几个人跟着贵州的介绍人去了他们那边。我们在家里,天天惦记,不放心,怕出什么事。过了一个礼拜,他回来了,说没看上。我和他爸爸讲,没看上就没看上吧,人安全回来就好。”

“没找到合适的?”

“是的,说人家也没看上他。”

“那后来怎么又有了许家铭的妈妈呢?”

“第二年,带他们去的那个贵州人回来了,直接带个女人——就是许家铭的妈妈——到家里,说给我们家做儿媳妇。要我们家出5000块钱。”

“你们出了?”

“我们家没有钱,四处借,也只凑了3000块,那个人也答应了,说欠下的2000块,以后给儿媳妇。随后,那个人就走了。”

“然后她和你儿子结婚,留在你们家过日子了?”

“是的,请了酒席,简单办个事,就留下来了。”

“他们领结婚证了?”

“没有,她身上什么(证件)也没带,领不了。”

虽然说的是十几年前的事,我的心里却依然惴惴不安。可能是我平时看到类似骗婚的报道太多了。

“结婚后,她安心在你们家过日子吗?”

“开始也还好,结婚第二年,许家铭出生了,家里都很高兴,她也对孩子很亲。成天抱着,舍不得放下。”

“那时候,她没说要走的事?”

“没有。听儿子说过,说她在贵州老家结过婚,也有孩子。时常担心她走。”

“后来,她为什么还是走了?”

“我们家里分析,一个她可能在那边确实有家,再一个也与这个孩子有关。”

“与他的残疾有关?”我说出了我的疑问。

“是的。孩子一岁多时,发觉他站不住,一松手总跌跤,右手团在一起伸不开,就觉得不正常。”

“带他去看了?”

“看了,洪泽和淮安的医院,都去过了。医生说看不出来,让我们带他去南京的大医院看。去了南京,医生检查,说他头脑里面有积水。”

“医生怎么处理的?”

“医生说,不能做手术,有危险,在他的头里面埋了根管子,从身体里走,连着尿管,说把积水排走。”

“回来后好了吗?”

“没见好。还是不能站,左腿没有劲,右手伸不开,拿不了东西。”

“长大点也不行?”

“不行,一动就跌倒。”

“他妈妈就是在这时候走的?”

“他四岁的时候,她说要和他爸爸一起出去打工挣钱。想想她在这边已经生活了几年,就让她去了。可是到年底儿子回来,说她闹着要回贵州老家看看。儿子老实,也心疼她,就把两人的工钱两千多块都给了她,让她到家后给这边打个电话。她答应了,回去也给这边打了电话,告诉她到家了。可是过过年一段日子她也没回来,按原来的号码打过去,说没这个人。再就没回来了。”

“你们没打算让儿子过去找找?”

“找也没有用,她就是不打算回来了。再说贵州那么大,也不知道她家住哪里。”

说到这里,杨福珍抬起洗得发白的腈纶套头衫的袖口,擦拭着浑浊的眼睛。我掏出纸巾递给她,纸巾很快就湿了,缩成一团。她抽泣着:“不回来就不回来吧,就是觉得儿子孤单,也可怜这个孩子。”

我为触动老人的伤心而无措,转头看着门外,两个妇女在门外不远处向我们张望。停了一会,我又问。“许家铭对妈妈有印象吗?能不能记得?”

“呆是呆,对他妈妈倒是知道。有时逗他,让他看他们三个人的相片,他知道抱着他的那个是他妈妈。”

我问藏在奶奶身后的许家铭。“许家铭,想妈妈吗?”

也许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问许家铭,他很快回答:“想。”说着低下了头,用左手去弄团在一起的右手。他右手的几个手指,蜷曲在一起,像受热不均,走了形状的花卷。

我问杨福珍:“你觉得他妈妈丢下他一点不心疼吗?”

“心疼肯定心疼。儿是娘身上掉下的肉,怎能不心疼?她走的时候,给孙子买了一套小衣服,让他爸爸带回来,说过年换上。我有时也想,要是孙子不是残疾人,她会不会走?到底在家里也生活了四年多的时间。”

杨福珍在问自己,我却觉得她是在问命运,命运却只能给她现实。命运也回答不了假设。

2、埋在孙子体内十年的管子

我们都停止说话,小小的出租屋被我们粗重的心事和呼吸给挤得满满的,让人觉得压抑。像是为了缓解压抑,杨福珍起身给我倒了一碗水,我接在手里。

“老人家,你有几个孩子?” 杨福珍似乎是没反应过来,表情迟钝了一下。我带着解释地问:“许家铭的爸爸有几个兄弟姐妹?”

她听懂了。“我生了三个孩子,他爸爸是老小,上面有两个姐姐。”

“她们都在洪泽,离你们不远吧?”

“不远,给的人家都在附近。”

“那还好,可以互相有个照应。”

“也照应不了,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。”

“怎么呢?”

“大女婿是个瓦工,原来还可以,后来盖房子从屋檐掉下来,钢筋戳破脾脏,做手术,不能干重活了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,小心地问:“那二女儿家呢?”

杨福珍叹了口气。“唉!二女儿是个哑巴,从小就不会说话。给了个人,凑合着过日子。”

我万万没想到,老人家还有个女儿也是残疾人。

“她上过学吗?”

“没有,她今年41岁,那时候,不像现在,一个哑巴哪有学上?”

“她现在生活怎么样?”

“还算行吧。女婿对她不错,就是养个儿子不听话,去年考到苏州去上大学,上了一阵,不知为什么不想上了,要出来打工。说了也不听。他爸爸、妈妈着急,跑到苏州去看他,更生气了,不让他们进学校。”

我不解地问:“为什么?”

“觉得爸爸、妈妈不理解他。”

“后来没退学吧?”

“没有,他爸爸发狠了。告诉他要是退学,就不认他这个儿子,再不要回家来。他有点害怕了。到底是小孩子。”

“是不是心疼爸爸、妈妈挣钱供养他不容易?”我揣度。

“有这个原因。放假回来到我们家来。我告诉他,弟弟是个残疾人,以后还指着你有本事照顾他,你不读书怎么行。像你舅舅一样打工,能有什么出息?”

“他怎么说?”

“他眼泪汪汪的,说担心读了书也找不到好工作,还把家里的钱糟了。”

“还是挺懂事的孩子,但是跟他讲书还是要读出来。”

“是的,我和他外公都是这么劝他。好像是懂了些。”

一时不知道和她聊什么,我们沉默了一会。矮小的出租屋又陷入沉寂。巷子里有洪亮的卖豆腐的吆喝声清晰地传进来。

我还是引出话题。“家里四口人,靠许家铭爸爸一个人打工的收入,够生活吗?”

“生活够了,也没什么花的。粮食、蔬菜自己种,我们在洪泽吃的菜也从家里带,不够就回去拿。有时买点肉给孙子吃。” 杨福珍对生活并没有太多怨言。“就是想多攒些钱,把孙子的病好好看看。他越来越大了,老是捂着头喊难受。”

“没问他哪里难受吗?”

“他也说不清。我们估计是埋在头里的管子让他难受。”

我吃了一惊。“这么多年,小时候埋的管子还在身体里面?”我看看许家铭,已经是一个小伙子的模样了。残疾并不能阻碍他的身体生长。十年了,埋在他身体里的管子难道也会随着他的身体生长吗。我想象不出来。

“今年夏天,他爹爹和爸爸带他去了南京的医院。医生说管子不能取出来,要排出头脑里的积水。” 杨福珍探寻了我一眼。“我们怀疑,医生看我们是农村的,家穷,花不起钱,不给孙子做手术。”

我赶忙劝她:“不会的,如果是钱的问题,医生会直接和你们说。可能还是脑子里有病因,医生又轻易不敢做手术,只有采取把积水引出的办法。”

她“哦”了一声,她对我这个从南京来的老师的话,还是有点相信。

我继续安慰她,除了安慰我还能说什么。“等孙子再长大些,体质增强了,能够把脑子里的积水吸收了,就可以把管子取出来。”

她将信将疑。“不知道呢?他已经不小了,管子都在他身上长了十年了,都和肉长在一起了。你说,换哪家的大人不心疼?”她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

我不想她在这个目前还无解的问题上伤心,就尝试着转移话题。“许家铭的残疾,平时能不能从政府拿到补贴?”

“补贴有,到年底,儿子去镇上拿,一年给三千块钱。说可以一直拿到十八岁。”

“那还不错,多少是政府的关心,可以补补家里的用钱。”

杨福珍忽然愤愤起来:“但是拿了他的残疾补贴,低保却不给我们家了。”

我不太明白:“你们家符合低保的条件?为什么拿了补贴就没有低保了?”

“符合条件。我们家是一级残,村子里有的人家是二级残,拿了残疾补贴,还吃低保。大队书记却告诉我们,只能拿一头,不能两头都得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做事?”我和陪我一起来的县特殊学校的胡校长对视了一眼,他没说话,却用眼神告诉我,农村的很多事情,你无法比较,自然也无法理解。

杨福珍继续不满:“还是因为我们家穷,又不会来事。反正给不给全凭他们一张嘴说了算。”

“没去镇上反映情况?”

“儿子老实,在家也少。我就让老头子去找镇里领导说说。他不愿意去,说自己家孙子是个残疾,不好意思到外面讲啊讲的。” 杨福珍又叹了口气。“一家子老实人,活该受穷。”

我感到口渴,还有点焦躁,就端起碗,喝了口水,许是碗里的水不多了,也可能是用力吸气的缘故,我喝水的声响有点大。老人听见了,站起身给我添水。

待她坐下,我又问道:“这些年,孙子主要是你带吧?”

“是的,他妈妈走后,十一年了,基本没离开过,一直带着。”

“觉得苦吗?”

“苦不苦,倒没有想过。反正自家娃子,你不带谁带?残疾也是自家的人,也是一条命,总比小猫小狗要好,不可能推给别的人。田里的活忙时,把他带去朝田埂头一丢,他就坐在那里玩,玩累了他就自己睡觉,醒了也不哭不闹,看我们干事。这些都还好,平常就是担心他有危险。”

我没接话,等着老人往下说。和所有的老人一样,说到自己的孙子,总有不尽的话语。况且,我这个不认识的,又愿意倾听她说话的外地人,不会给她产生心理上的负担。在她的生活范围内,谁会听她絮叨一个残疾孙子的事呢。

“我们家住农村,前后都有水。一次,我带他去河边洗东西,把他放在河埂上,他不懂,在地上翻啊翻,一不注意滚到了河里。我吓死了,赶紧跑到河里,把他捞上来,幸好是在河边,水不深,我又不会水,不然救不上来他,我也爬不上来。”仿佛遇险是昨天的事,杨福珍转身怜惜地抚摸着孙子,满脸的慈祥。许家铭好像是听懂了,又好像没有听懂。他面无表情。我注意到,他的面部表部表情很少变化。

杨福珍看看窗户外面,我意识到他们要回家了。看看时间,不知不觉已经四点钟。

我征求杨福珍的意见:“我想去你家里看看,顺便开车送你们回家。”

她显然觉得意外,转而又很高兴。“好啊,还要劳烦你们开车带我们一起。”

要坐的是特殊学校胡校长的车。胡校长说:“不劳烦。我们到大门口等,你们把东西收一收,我们就走。”

站起身,我提出给杨福珍和孙子拍个照,我是想增进一点和他们情感的交流,也是想让他们有一些高兴。杨福珍同意,把孙子拉在身边,拍了个合影。她想要露出微笑,虽然那微笑并未展开,稍纵即逝,但我感受到了那份本能和消失了很久的笑意。只是许家铭还是面无表情。

3、患白内障的儿子在水泥厂打工

车驶出巷子,上了大街。

五年前,我来过一次洪泽。五年后,洪泽县城已是旧貌新颜,但车子还是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走出城,让我们看到了深秋季节的苏北农村大地。一路上,很少有工业的身影,两股道的柏油路旁是一排排速成的意杨。农田里,成片的稻谷在生涩的秋风中执着地生长,用略带矜持的微笑,把田野染得金黄,让人觉得无限美好而又满含着收获的期待。

树叶在飘零,秋天是悲凉的。谷物要满仓,秋天又是喜悦的。

我侧过身问坐在后排的杨福珍老人:“家里有几亩地?年纪大了,能忙得动吗?”我意识到,我今天用了太多的疑问词。可我又做不到

不问。好在她并不在意。

“三亩地不到。种地靠我和他爹爹是忙不动了,我气力小,他爹爹又有病,高血压,天天吃药。大忙时,还是他爸爸回来抢几天。好在现在有收割机了,减少了劳力。就是费用有点贵,收一亩地稻子要八十块。”

说到劳力,我心里冒出个问题。“儿子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再找一个?”

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,也可能这是老人心里除了孙子残疾之外的又一个结。杨福珍一时没有回答。

车默默地行驶,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,她才慢慢地说:“想找的,这些年一直想找。但是谁肯来。上面两个老的,下面拖着一个小的,还是残疾。而且,现在洪泽农村男的找对象,都要到县城里买房子才能结婚。城里一套房子,少说也要三四十万,我们家根本不可能买得起。”

开着车的胡校长微微回头,大声地说:“你们家那边规划建城北生态园,要拆迁了,拆了就会在城里给你们安置房。”

“听是听说了,不知道要到哪一天呢。”

“快了,你看前面村庄的房屋已经做了拆迁记号。”

我仔细寻找车窗外流过的高低不一的房屋,似乎是看到面向马路的墙上标上了不同的印记,只是没有城里列入拆迁后要刷上一个大大的“拆”字那么嚣张、醒目。

特殊学校的胡校长也是第一次来许家铭的家,路上,杨福珍老人不断地给我们指引路线。三十多里的路,还是在乡村的道路上弯弯绕绕地换过几个路口,我惊诧于她的记忆力。毕竟去县城的路不在她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范围内。

胡校长看出了我的心思,他说:“老人家接送许家铭,都是自己骑小电瓶车来回。”

杨福珍说:“骑车方便,坐汽车要等,家门口没有车站,要走一里多路。车票不便宜,一个礼拜一来一回,坐车我们两个要花八块钱。”

我知道,许家铭虽然可以走动,但拖着那条无力的左腿,走上一里多路,对他是个不小的难题。一个月三十多块钱的路费,可能也让他们觉得是个不小的开支。想着杨福珍近七十岁的年级,矮小的身躯,我不由得提醒她:“路上来回一定要注意安全,车辆多,农村的路口又没有红绿灯。”

杨福珍说:“不碍事,我骑得慢,自己小心着。”

约莫半个小时左右,杨福珍指着前面道路右边的房屋说:“到了,那就是我家。”

下了车,我看到的是一排平房,从阳光照射着的门和窗户上看,面向正南的主屋是三间。主屋东边有两间小屋,一间上立着灰突突的烟囱,当是厨房。房屋的门前,是一片水泥地,上面晾晒着刚打下的稻谷,稻壳还泛着淡淡的青绿,带着新稻谷打下时特有的青怯。

迎接我们的是两只花白的狗,一大一小,热烈地叫唤,似乎是对主人的归来予以表白,又像是在大声询问我们的不请自来。回到家里,许家铭明显活泼了不少,他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,或许没有表情就是他的表情。许家铭的活泼,表现在他加快行进的步伐。我看着他在稻谷上行走的模样,他先是右脚使劲跨出去,接着左腿跟着拖过去,稻谷上留下一道歪斜的印迹,左脚略略一撑,右脚再用力跨出去。他朝着屋檐下一只叫得正欢的狗费力地挪过去,走得近了,狗看了他好一阵,不知道该怎么表示,还是犹犹疑疑地跑开了。

大门洞开,家里没人。屋内农具、桌椅,还有收回的农作物混放在一起,堆满一地。几件衣物散乱地扔在农具和桌椅上。

杨福珍嘟囔着,走出大门喊了一声,我没听懂她喊的什么,猜测应该是喊许家铭的爹爹。果然,从主屋和小屋之间的地方传来一个声音:“在洗澡咧。”仔细一看,那是一个后建的活动板房,有白色的管子通向里面,管子的另一头连着主屋顶上的一台太阳能热水器。热水器很新,看起来用的时间不长。

杨福珍说:“孙子大了,他爹爹带出去洗澡搞不动了,他爸爸就买个太阳能,可以在家里洗了。”

我说:“冬天洗冷不冷?”

她说:“冬天就挂个塑料浴帐,一两个礼拜洗一次,洗快点,不要紧。”

说着话,一个老人从活动板房里走了出来,个子和杨福珍差不多高,花白、稀疏的头发,头皮清晰可见,穿着宽大的粗布短裤,刚洗澡的缘故,浑身通红。他边歉意地笑着,便快速走进堂屋,从农具上拿起衣服三两下套在身上,穿好后,裤腿卷在膝盖上,脚上是一双暗黄色夏天穿的凉拖鞋,常穿的缘故,鞋帮裂开一段。

我说:“天凉,你换双布鞋吧。”

他挠着清晰地头皮,说:“不碍事,不碍事,习惯了。”

他掀开堂屋的大豆杆,使劲从里面抽出一个板凳,顺势用手抹了一下递给我。“坐吧,屋里乱得很。”

我说:“我也是农村长大的,农忙时候,都这样。”

我指指屋外的稻谷,说看起来今年收成还不错。

他弯腰捡起脚下一颗跑丢了的大豆,丢进旁边的竹筐。“今年雨水特别多,能收这些稻子是不错了。”

“留下家里的口粮,卖掉后能挣些钱吧?”

聊到他感兴趣的话题,他熟练地算给我听。“收是能收个四千斤稻子,可以卖个两千来斤,但价格上不去,国家收一块二一斤,捂一捂,过段时间,有粮贩子上门来收,一块三毛五,略高一点。”

“那还可以,有几千块钱的收入。”

“净的没有这么多,成本太高了。化肥、农药、电费、种子,还有人工,收割机一亩地八十。都算进去,有限。”

他算的我都懂。我的老父亲和他年龄差不多,依然在农村专心侍弄他的几亩地。可能,老父亲的种地没有他种地承载的寄托重,但他们对土地的期望和情感是一致,没有太大的差别。我多么希望,他和我的老父亲一样,就做一个纯粹的农民,纯粹地耕种,而不要让土地承受太多的也无法企及的重负。

“地里有些收入,多少可以减轻儿子的负担。”我是想增加一点他种地的成就感。

“是啊,能帮他苦点就苦点。在外面打工也不好打,上礼拜回来拿粮食,说三个月没有开工资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经济不景气。”他居然说出了一句很专业的话。“工厂效益不好,拿不到钱。”

“那不能换个地方干吗,反正都是打工,哪边有钱在哪干。”

“不行,他眼睛不太好,在金湖县(距洪泽不远的一个县,也属于淮安市)的预制板厂扛水泥,几个人合伙,干熟悉了。换其它地方,干不起来。”

“眼睛不太好!他眼睛怎么了?”我实在是有些震惊和意外,一个女儿是聋哑人,孙子脑积水导致脑瘫,儿子怎么还视力不好?

“他眼睛有白内障,看东西不清楚,细活干不了。”

“白内障?”我的理解,白内障一定是和老年人相关的。“他今年多大了?”

“三十八岁,得病好几年了。我们怀疑是长期扛水泥害的。”

“没去看吗?”

“他不肯去,说看了也没用。”

“白内障不是多大问题,可以看好的。很多老年人做了摘除手术,视力恢复得很好。”

“我们也是劝他,他就是不肯去。”稍稍停顿了一下,他又说。“还是得让他去,拖重了也不是个事。”

我坐不住了,站起身,走到屋外。

杨福珍已经在前后忙碌起来,一盆衣服泡在水里,又拎出一袋花生倒在稻谷旁边的空地上摊晒。屋前水泥地的边上种着两棵柿子树,柿子熟了,亮着沉甸甸地桔红,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房前,给这一家人带来些许喜气。

许家铭的爹爹用木制的翻板翻晒稻谷,木板推动稻谷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“咯吱”声。余音牵肠。

4、拆迁的期盼与担忧

要回去了,今天聊的都是沉重的话题。

走之前,我想找出一个让他们看到希望的事情。我想到了在路上说的拆迁。

“老人家,听说你们这里拆迁也快了,拆了就可以到县城去住了。”

“讲了有一年了,不知道什么时候拆到我们家。”他好像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期盼。

我目测一下他们家有一段历史的三间屋瓦房,从窗框木质的陈腐程度来看,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样式。就问许家铭爹爹:“你们家的房子是哪年盖的?”

他非常清楚。“一九九六年夏天建的。”

二十年了。我在心里想,也就是说,和整个社会二十年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相比,二十年,他们的生活基本停留在原地。

“你这房子径步不小,拆迁你估计你们家可以拿几套房子?”

他停下手里的翻动。“按面积应该可以拿两套不大不小的。”

“田亩也还以拿一笔补贴吧?”

“不多。前面村子拆了,一亩地才补了两万多块。进城是进城了,地没了,又没事干,一家人吃什么呢?”他是在忧虑以后的生活。

“你放心,进了城就是城市居民,政府会按月发给你们养老钱。”

“现在也有,那才多一点,我们两人一个月加起来才一百多块。”他看看还在拖着脚步缓缓移动的许家铭。“我们好办,活一年算一年,主要还是不放心他们父子俩。”

“城里的生活补贴比农村高。”我其实并不清楚政策的规定,可还是装作很懂地安慰他。“你们的补贴维持基本生活不会有问题。”

我知道,除了安慰我又能做什么呢。

我知道,我该走了,就和他们道别。

杨福珍放下手中的活,用小塑料袋装了两袋花生递给我和胡校长,要我们带回去,说自己家种的,不值钱。

我们推辞了,她倒也没坚持。也许不想给我们负担。

她说:“我还想坐你们的车回去。”

我不解地看着她。

“刚才跟你们回来,小电瓶车还放在那边,我要去骑回来。”

胡校长说:“好的,好的。我们走吧。”

和许家铭的爹爹打了招呼,朝许家铭招招手,我们离开了。透过车窗玻璃,我看到老人停下手中的活,扶着农具的把手在看着我们。

许家铭还在门前的谷场上用右腿拖着左腿一步一步地挪动,他很用力,在身后划出一道道弯曲的印痕。

作者:庆祖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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