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标题：《你不知道的世界 —— 带你走进残疾人》三
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黄集镇杨二村
杨福珍（脑瘫患者奶奶）：希望孙子长大后能照顾他爸爸
位于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——洪泽湖之畔的洪泽是个不大的县（2016年改了区），只有三十多万人口。虽然地处苏北，经济不是很发达，但洪泽人对教育和全国大部分地方一样，异常重视。很多家在农村的人，在孩子上了县里的高中后，就到城里学校的附近，租一处房子，名为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，实为陪读，也有监督、管制的意图，担心孩子不学好，耽搁了前程。
从2011年的九月份开始，家在农村的杨福珍也在洪泽县城开始了陪读的生活。与其他人陪读不同的是，她陪读的孙子上的是洪泽县特殊教育学校，也就是说，她的孙子是个残疾人。她的陪读是名副其实的照顾孙子的生活。
1、孙子残疾儿媳妇走了
我见到杨福珍和她的孙子许家铭，是在他们的出租屋里。
面对洪泽县特殊教育学校大门有条窄窄的巷子，进巷子行走约八十米，巷子的右边有道敞开的门。说是门，其实就是两个墙垛立在那里，让人有进出的概念。墙垛之间是空的，没有任何遮挡。进了门，是个杂杂的院落，院内建有几排平房。向右走几步，第一排房屋从右向左数的第二个门就是杨福珍和孙子租住的房间。
那天是周五的下午，通常每周的这个时间，他们祖孙俩会收拾简单的衣物等行李，赶回距这里约十六公里外黄集镇杨二村的乡下的家。
事先知道有人要来，杨福珍站在门口迎着。进屋后，她让我坐在靠近门口的椅子上，自己坐在床边。她的孙子许家铭坐在她的身后，从奶奶的肩膀上探出头，用陌生地表情，定定地看着我。眼神茫然而又专注。
我环视室内，房间大概十三四个平米，屋里靠后墙搭起一张床。后墙上没有窗户。床对面靠近门的侧面是张有些年岁的方桌，桌子上零散地摆放着几只碗和盘子，一只电磁炉上坐着一个平底锅。这些就是他们吃饭的家什。房屋是尖顶，几根水泥杆上架着大大小小，表面明暗不一的木板，木板上就是屋面。进院子时，我看过低矮的屋顶，上面铺着大片大片的红瓦。
杨福珍的目光跟着我的视线在室内短暂地走了一圈。我收回视线，悄悄打量着眼前这位和我母亲年岁相当的老人。杨福珍低下头，不安地交替揉搓着双手，发出沙沙的粗糙声响。
我试探着开始和她交流：“孙子今年多大了？”
她侧回头看看趴在她身后的孙子：“今年十五岁了，按阴历算是十四岁。”
我继续问：“来县城之前，他在哪上的学？”
“在家里黄集镇上的学校。”
“那为什么要到县城来上学呢？”
“镇上的老师说他脑子不好，不聪明，教的东西听不懂，也记不住。让我们家里把他带到县里的特殊学校来上。说特殊学校的条件好，老师也教的好。我们就把他带来了。特殊学校不住校，就只好在外面租房子。我陪着他，给他做饭吃。”话打开，老人还比较健谈。也愿意诉说她的家事。她的口音夹杂着浓重的淮安方言，我大体上能听得懂。
“来县城几年了？”
老人想了想，说：“连头连尾五年了。”
“一直是你在陪他吗？”
“是的，他爸爸要在外面打工苦钱，他爹爹（洪泽地方话对爷爷的称呼）身体不好，还要看家。只有我来陪他。”
我觉得她少说了一个人，就问：“他妈妈呢？好像没听你说。”
老人停了一会。“她妈妈在他四岁大的时候，就走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不明白“走了”的意思，也没敢贸然地去问。
老人看出了我的疑惑。“她妈妈是贵州人，那一年，自己跑回贵州去了。”
“贵州人？怎么会从那么远嫁到洪泽来的？”
“我们这里穷，我家条件也不好，儿子人也老实，在本地找不着对象。那时候，就有人说花点钱，到贵州可以找到女人。”
老人停下来，我也没问，看着她静静地在回忆。
“2000年春天的时候，儿子还有村里的几个人跟着贵州的介绍人去了他们那边。我们在家里，天天惦记，不放心，怕出什么事。过了一个礼拜，他回来了，说没看上。我和他爸爸讲，没看上就没看上吧，人安全回来就好。”
“没找到合适的？”
“是的，说人家也没看上他。”
“那后来怎么又有了许家铭的妈妈呢？”
“第二年，带他们去的那个贵州人回来了，直接带个女人——就是许家铭的妈妈——到家里，说给我们家做儿媳妇。要我们家出5000块钱。”
“你们出了？”
“我们家没有钱，四处借，也只凑了3000块，那个人也答应了，说欠下的2000块，以后给儿媳妇。随后，那个人就走了。”
“然后她和你儿子结婚，留在你们家过日子了？”
“是的，请了酒席，简单办个事，就留下来了。”
“他们领结婚证了？”
“没有，她身上什么（证件）也没带，领不了。”
虽然说的是十几年前的事，我的心里却依然惴惴不安。可能是我平时看到类似骗婚的报道太多了。
“结婚后，她安心在你们家过日子吗？”
“开始也还好，结婚第二年，许家铭出生了，家里都很高兴，她也对孩子很亲。成天抱着，舍不得放下。”
“那时候，她没说要走的事？”
“没有。听儿子说过，说她在贵州老家结过婚，也有孩子。时常担心她走。”
“后来，她为什么还是走了？”
“我们家里分析，一个她可能在那边确实有家，再一个也与这个孩子有关。”
“与他的残疾有关？”我说出了我的疑问。
“是的。孩子一岁多时，发觉他站不住，一松手总跌跤，右手团在一起伸不开，就觉得不正常。”
“带他去看了？”
“看了，洪泽和淮安的医院，都去过了。医生说看不出来，让我们带他去南京的大医院看。去了南京，医生检查，说他头脑里面有积水。”
“医生怎么处理的？”
“医生说，不能做手术，有危险，在他的头里面埋了根管子，从身体里走，连着尿管，说把积水排走。”
“回来后好了吗？”
“没见好。还是不能站，左腿没有劲，右手伸不开，拿不了东西。”
“长大点也不行？”
“不行，一动就跌倒。”
“他妈妈就是在这时候走的？”
“他四岁的时候，她说要和他爸爸一起出去打工挣钱。想想她在这边已经生活了几年，就让她去了。可是到年底儿子回来，说她闹着要回贵州老家看看。儿子老实，也心疼她，就把两人的工钱两千多块都给了她，让她到家后给这边打个电话。她答应了，回去也给这边打了电话，告诉她到家了。可是过过年一段日子她也没回来，按原来的号码打过去，说没这个人。再就没回来了。”
“你们没打算让儿子过去找找？”
“找也没有用，她就是不打算回来了。再说贵州那么大，也不知道她家住哪里。”
说到这里，杨福珍抬起洗得发白的腈纶套头衫的袖口，擦拭着浑浊的眼睛。我掏出纸巾递给她，纸巾很快就湿了，缩成一团。她抽泣着：“不回来就不回来吧，就是觉得儿子孤单，也可怜这个孩子。”
我为触动老人的伤心而无措，转头看着门外，两个妇女在门外不远处向我们张望。停了一会，我又问。“许家铭对妈妈有印象吗？能不能记得？”
“呆是呆，对他妈妈倒是知道。有时逗他，让他看他们三个人的相片，他知道抱着他的那个是他妈妈。”
我问藏在奶奶身后的许家铭。“许家铭，想妈妈吗？”
也许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问许家铭，他很快回答：“想。”说着低下了头，用左手去弄团在一起的右手。他右手的几个手指，蜷曲在一起，像受热不均，走了形状的花卷。
我问杨福珍：“你觉得他妈妈丢下他一点不心疼吗？”
“心疼肯定心疼。儿是娘身上掉下的肉，怎能不心疼？她走的时候，给孙子买了一套小衣服，让他爸爸带回来，说过年换上。我有时也想，要是孙子不是残疾人，她会不会走？到底在家里也生活了四年多的时间。”
杨福珍在问自己，我却觉得她是在问命运，命运却只能给她现实。命运也回答不了假设。
2、埋在孙子体内十年的管子
我们都停止说话，小小的出租屋被我们粗重的心事和呼吸给挤得满满的，让人觉得压抑。像是为了缓解压抑，杨福珍起身给我倒了一碗水，我接在手里。
“老人家，你有几个孩子？” 杨福珍似乎是没反应过来，表情迟钝了一下。我带着解释地问：“许家铭的爸爸有几个兄弟姐妹？”
她听懂了。“我生了三个孩子，他爸爸是老小，上面有两个姐姐。”
“她们都在洪泽，离你们不远吧？”
“不远，给的人家都在附近。”
“那还好，可以互相有个照应。”
“也照应不了，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。”
“怎么呢？”
“大女婿是个瓦工，原来还可以，后来盖房子从屋檐掉下来，钢筋戳破脾脏，做手术，不能干重活了。”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小心地问：“那二女儿家呢？”
杨福珍叹了口气。“唉！二女儿是个哑巴，从小就不会说话。给了个人，凑合着过日子。”
我万万没想到，老人家还有个女儿也是残疾人。
“她上过学吗？”
“没有，她今年41岁，那时候，不像现在，一个哑巴哪有学上？”
“她现在生活怎么样？”
“还算行吧。女婿对她不错，就是养个儿子不听话，去年考到苏州去上大学，上了一阵，不知为什么不想上了，要出来打工。说了也不听。他爸爸、妈妈着急，跑到苏州去看他，更生气了，不让他们进学校。”
我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“觉得爸爸、妈妈不理解他。”
“后来没退学吧？”
“没有，他爸爸发狠了。告诉他要是退学，就不认他这个儿子，再不要回家来。他有点害怕了。到底是小孩子。”
“是不是心疼爸爸、妈妈挣钱供养他不容易？”我揣度。
“有这个原因。放假回来到我们家来。我告诉他，弟弟是个残疾人，以后还指着你有本事照顾他，你不读书怎么行。像你舅舅一样打工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
“他怎么说？”
“他眼泪汪汪的，说担心读了书也找不到好工作，还把家里的钱糟了。”
“还是挺懂事的孩子，但是跟他讲书还是要读出来。”
“是的，我和他外公都是这么劝他。好像是懂了些。”
一时不知道和她聊什么，我们沉默了一会。矮小的出租屋又陷入沉寂。巷子里有洪亮的卖豆腐的吆喝声清晰地传进来。
我还是引出话题。“家里四口人，靠许家铭爸爸一个人打工的收入，够生活吗？”
“生活够了，也没什么花的。粮食、蔬菜自己种，我们在洪泽吃的菜也从家里带，不够就回去拿。有时买点肉给孙子吃。” 杨福珍对生活并没有太多怨言。“就是想多攒些钱，把孙子的病好好看看。他越来越大了，老是捂着头喊难受。”
“没问他哪里难受吗？”
“他也说不清。我们估计是埋在头里的管子让他难受。”
我吃了一惊。“这么多年，小时候埋的管子还在身体里面？”我看看许家铭，已经是一个小伙子的模样了。残疾并不能阻碍他的身体生长。十年了，埋在他身体里的管子难道也会随着他的身体生长吗。我想象不出来。
“今年夏天，他爹爹和爸爸带他去了南京的医院。医生说管子不能取出来，要排出头脑里的积水。” 杨福珍探寻了我一眼。“我们怀疑，医生看我们是农村的，家穷，花不起钱，不给孙子做手术。”
我赶忙劝她：“不会的，如果是钱的问题，医生会直接和你们说。可能还是脑子里有病因，医生又轻易不敢做手术，只有采取把积水引出的办法。”
她“哦”了一声，她对我这个从南京来的老师的话，还是有点相信。
我继续安慰她，除了安慰我还能说什么。“等孙子再长大些，体质增强了，能够把脑子里的积水吸收了，就可以把管子取出来。”
她将信将疑。“不知道呢？他已经不小了，管子都在他身上长了十年了，都和肉长在一起了。你说，换哪家的大人不心疼？”她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
我不想她在这个目前还无解的问题上伤心，就尝试着转移话题。“许家铭的残疾，平时能不能从政府拿到补贴？”
“补贴有，到年底，儿子去镇上拿，一年给三千块钱。说可以一直拿到十八岁。”
“那还不错，多少是政府的关心，可以补补家里的用钱。”
杨福珍忽然愤愤起来：“但是拿了他的残疾补贴，低保却不给我们家了。”
我不太明白：“你们家符合低保的条件？为什么拿了补贴就没有低保了？”
“符合条件。我们家是一级残，村子里有的人家是二级残，拿了残疾补贴，还吃低保。大队书记却告诉我们，只能拿一头，不能两头都得。”
“怎么会这样做事？”我和陪我一起来的县特殊学校的胡校长对视了一眼，他没说话，却用眼神告诉我，农村的很多事情，你无法比较，自然也无法理解。
杨福珍继续不满：“还是因为我们家穷，又不会来事。反正给不给全凭他们一张嘴说了算。”
“没去镇上反映情况？”
“儿子老实，在家也少。我就让老头子去找镇里领导说说。他不愿意去，说自己家孙子是个残疾，不好意思到外面讲啊讲的。” 杨福珍又叹了口气。“一家子老实人，活该受穷。”
我感到口渴，还有点焦躁，就端起碗，喝了口水，许是碗里的水不多了，也可能是用力吸气的缘故，我喝水的声响有点大。老人听见了，站起身给我添水。
待她坐下，我又问道：“这些年，孙子主要是你带吧？”
“是的，他妈妈走后，十一年了，基本没离开过，一直带着。”
“觉得苦吗？”
“苦不苦，倒没有想过。反正自家娃子，你不带谁带？残疾也是自家的人，也是一条命，总比小猫小狗要好，不可能推给别的人。田里的活忙时，把他带去朝田埂头一丢，他就坐在那里玩，玩累了他就自己睡觉，醒了也不哭不闹，看我们干事。这些都还好，平常就是担心他有危险。”
我没接话，等着老人往下说。和所有的老人一样，说到自己的孙子，总有不尽的话语。况且，我这个不认识的，又愿意倾听她说话的外地人，不会给她产生心理上的负担。在她的生活范围内，谁会听她絮叨一个残疾孙子的事呢。
“我们家住农村，前后都有水。一次，我带他去河边洗东西，把他放在河埂上，他不懂，在地上翻啊翻，一不注意滚到了河里。我吓死了，赶紧跑到河里，把他捞上来，幸好是在河边，水不深，我又不会水，不然救不上来他，我也爬不上来。”仿佛遇险是昨天的事，杨福珍转身怜惜地抚摸着孙子，满脸的慈祥。许家铭好像是听懂了，又好像没有听懂。他面无表情。我注意到，他的面部表部表情很少变化。
杨福珍看看窗户外面，我意识到他们要回家了。看看时间，不知不觉已经四点钟。
我征求杨福珍的意见：“我想去你家里看看，顺便开车送你们回家。”
她显然觉得意外，转而又很高兴。“好啊，还要劳烦你们开车带我们一起。”
要坐的是特殊学校胡校长的车。胡校长说：“不劳烦。我们到大门口等，你们把东西收一收，我们就走。”
站起身，我提出给杨福珍和孙子拍个照，我是想增进一点和他们情感的交流，也是想让他们有一些高兴。杨福珍同意，把孙子拉在身边，拍了个合影。她想要露出微笑，虽然那微笑并未展开，稍纵即逝，但我感受到了那份本能和消失了很久的笑意。只是许家铭还是面无表情。
3、患白内障的儿子在水泥厂打工
车驶出巷子，上了大街。
五年前，我来过一次洪泽。五年后，洪泽县城已是旧貌新颜，但车子还是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走出城，让我们看到了深秋季节的苏北农村大地。一路上，很少有工业的身影，两股道的柏油路旁是一排排速成的意杨。农田里，成片的稻谷在生涩的秋风中执着地生长，用略带矜持的微笑，把田野染得金黄，让人觉得无限美好而又满含着收获的期待。
树叶在飘零，秋天是悲凉的。谷物要满仓，秋天又是喜悦的。
我侧过身问坐在后排的杨福珍老人：“家里有几亩地？年纪大了，能忙得动吗？”我意识到，我今天用了太多的疑问词。可我又做不到
不问。好在她并不在意。
“三亩地不到。种地靠我和他爹爹是忙不动了，我气力小，他爹爹又有病，高血压，天天吃药。大忙时，还是他爸爸回来抢几天。好在现在有收割机了，减少了劳力。就是费用有点贵，收一亩地稻子要八十块。”
说到劳力，我心里冒出个问题。“儿子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再找一个？”
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，也可能这是老人心里除了孙子残疾之外的又一个结。杨福珍一时没有回答。
车默默地行驶，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，她才慢慢地说：“想找的，这些年一直想找。但是谁肯来。上面两个老的，下面拖着一个小的，还是残疾。而且，现在洪泽农村男的找对象，都要到县城里买房子才能结婚。城里一套房子，少说也要三四十万，我们家根本不可能买得起。”
开着车的胡校长微微回头，大声地说：“你们家那边规划建城北生态园，要拆迁了，拆了就会在城里给你们安置房。”
“听是听说了，不知道要到哪一天呢。”
“快了，你看前面村庄的房屋已经做了拆迁记号。”
我仔细寻找车窗外流过的高低不一的房屋，似乎是看到面向马路的墙上标上了不同的印记，只是没有城里列入拆迁后要刷上一个大大的“拆”字那么嚣张、醒目。
特殊学校的胡校长也是第一次来许家铭的家，路上，杨福珍老人不断地给我们指引路线。三十多里的路，还是在乡村的道路上弯弯绕绕地换过几个路口，我惊诧于她的记忆力。毕竟去县城的路不在她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范围内。
胡校长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说：“老人家接送许家铭，都是自己骑小电瓶车来回。”
杨福珍说：“骑车方便，坐汽车要等，家门口没有车站，要走一里多路。车票不便宜，一个礼拜一来一回，坐车我们两个要花八块钱。”
我知道，许家铭虽然可以走动，但拖着那条无力的左腿，走上一里多路，对他是个不小的难题。一个月三十多块钱的路费，可能也让他们觉得是个不小的开支。想着杨福珍近七十岁的年级，矮小的身躯，我不由得提醒她：“路上来回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车辆多，农村的路口又没有红绿灯。”
杨福珍说：“不碍事，我骑得慢，自己小心着。”
约莫半个小时左右，杨福珍指着前面道路右边的房屋说：“到了，那就是我家。”
下了车，我看到的是一排平房，从阳光照射着的门和窗户上看，面向正南的主屋是三间。主屋东边有两间小屋，一间上立着灰突突的烟囱，当是厨房。房屋的门前，是一片水泥地，上面晾晒着刚打下的稻谷，稻壳还泛着淡淡的青绿，带着新稻谷打下时特有的青怯。
迎接我们的是两只花白的狗，一大一小，热烈地叫唤，似乎是对主人的归来予以表白，又像是在大声询问我们的不请自来。回到家里，许家铭明显活泼了不少，他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，或许没有表情就是他的表情。许家铭的活泼，表现在他加快行进的步伐。我看着他在稻谷上行走的模样，他先是右脚使劲跨出去，接着左腿跟着拖过去，稻谷上留下一道歪斜的印迹，左脚略略一撑，右脚再用力跨出去。他朝着屋檐下一只叫得正欢的狗费力地挪过去，走得近了，狗看了他好一阵，不知道该怎么表示，还是犹犹疑疑地跑开了。
大门洞开，家里没人。屋内农具、桌椅，还有收回的农作物混放在一起，堆满一地。几件衣物散乱地扔在农具和桌椅上。
杨福珍嘟囔着，走出大门喊了一声，我没听懂她喊的什么，猜测应该是喊许家铭的爹爹。果然，从主屋和小屋之间的地方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在洗澡咧。”仔细一看，那是一个后建的活动板房，有白色的管子通向里面，管子的另一头连着主屋顶上的一台太阳能热水器。热水器很新，看起来用的时间不长。
杨福珍说：“孙子大了，他爹爹带出去洗澡搞不动了，他爸爸就买个太阳能，可以在家里洗了。”
我说：“冬天洗冷不冷？”
她说：“冬天就挂个塑料浴帐，一两个礼拜洗一次，洗快点，不要紧。”
说着话，一个老人从活动板房里走了出来，个子和杨福珍差不多高，花白、稀疏的头发，头皮清晰可见，穿着宽大的粗布短裤，刚洗澡的缘故，浑身通红。他边歉意地笑着，便快速走进堂屋，从农具上拿起衣服三两下套在身上，穿好后，裤腿卷在膝盖上，脚上是一双暗黄色夏天穿的凉拖鞋，常穿的缘故，鞋帮裂开一段。
我说：“天凉，你换双布鞋吧。”
他挠着清晰地头皮，说：“不碍事，不碍事，习惯了。”
他掀开堂屋的大豆杆，使劲从里面抽出一个板凳，顺势用手抹了一下递给我。“坐吧，屋里乱得很。”
我说：“我也是农村长大的，农忙时候，都这样。”
我指指屋外的稻谷，说看起来今年收成还不错。
他弯腰捡起脚下一颗跑丢了的大豆，丢进旁边的竹筐。“今年雨水特别多，能收这些稻子是不错了。”
“留下家里的口粮，卖掉后能挣些钱吧？”
聊到他感兴趣的话题，他熟练地算给我听。“收是能收个四千斤稻子，可以卖个两千来斤，但价格上不去，国家收一块二一斤，捂一捂，过段时间，有粮贩子上门来收，一块三毛五，略高一点。”
“那还可以，有几千块钱的收入。”
“净的没有这么多，成本太高了。化肥、农药、电费、种子，还有人工，收割机一亩地八十。都算进去，有限。”
他算的我都懂。我的老父亲和他年龄差不多，依然在农村专心侍弄他的几亩地。可能，老父亲的种地没有他种地承载的寄托重，但他们对土地的期望和情感是一致，没有太大的差别。我多么希望，他和我的老父亲一样，就做一个纯粹的农民，纯粹地耕种，而不要让土地承受太多的也无法企及的重负。
“地里有些收入，多少可以减轻儿子的负担。”我是想增加一点他种地的成就感。
“是啊，能帮他苦点就苦点。在外面打工也不好打，上礼拜回来拿粮食，说三个月没有开工资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经济不景气。”他居然说出了一句很专业的话。“工厂效益不好，拿不到钱。”
“那不能换个地方干吗，反正都是打工，哪边有钱在哪干。”
“不行，他眼睛不太好，在金湖县（距洪泽不远的一个县，也属于淮安市）的预制板厂扛水泥，几个人合伙，干熟悉了。换其它地方，干不起来。”
“眼睛不太好！他眼睛怎么了？”我实在是有些震惊和意外，一个女儿是聋哑人，孙子脑积水导致脑瘫，儿子怎么还视力不好？
“他眼睛有白内障，看东西不清楚，细活干不了。”
“白内障？”我的理解，白内障一定是和老年人相关的。“他今年多大了?”
“三十八岁，得病好几年了。我们怀疑是长期扛水泥害的。”
“没去看吗？”
“他不肯去，说看了也没用。”
“白内障不是多大问题，可以看好的。很多老年人做了摘除手术，视力恢复得很好。”
“我们也是劝他，他就是不肯去。”稍稍停顿了一下，他又说。“还是得让他去，拖重了也不是个事。”
我坐不住了，站起身，走到屋外。
杨福珍已经在前后忙碌起来，一盆衣服泡在水里，又拎出一袋花生倒在稻谷旁边的空地上摊晒。屋前水泥地的边上种着两棵柿子树，柿子熟了，亮着沉甸甸地桔红，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房前，给这一家人带来些许喜气。
许家铭的爹爹用木制的翻板翻晒稻谷，木板推动稻谷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“咯吱”声。余音牵肠。
4、拆迁的期盼与担忧
要回去了，今天聊的都是沉重的话题。
走之前，我想找出一个让他们看到希望的事情。我想到了在路上说的拆迁。
“老人家，听说你们这里拆迁也快了，拆了就可以到县城去住了。”
“讲了有一年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拆到我们家。”他好像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期盼。
我目测一下他们家有一段历史的三间屋瓦房，从窗框木质的陈腐程度来看，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样式。就问许家铭爹爹：“你们家的房子是哪年盖的？”
他非常清楚。“一九九六年夏天建的。”
二十年了。我在心里想，也就是说，和整个社会二十年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相比，二十年，他们的生活基本停留在原地。
“你这房子径步不小，拆迁你估计你们家可以拿几套房子？”
他停下手里的翻动。“按面积应该可以拿两套不大不小的。”
“田亩也还以拿一笔补贴吧？”
“不多。前面村子拆了，一亩地才补了两万多块。进城是进城了，地没了，又没事干，一家人吃什么呢？”他是在忧虑以后的生活。
“你放心，进了城就是城市居民，政府会按月发给你们养老钱。”
“现在也有，那才多一点，我们两人一个月加起来才一百多块。”他看看还在拖着脚步缓缓移动的许家铭。“我们好办，活一年算一年，主要还是不放心他们父子俩。”
“城里的生活补贴比农村高。”我其实并不清楚政策的规定，可还是装作很懂地安慰他。“你们的补贴维持基本生活不会有问题。”
我知道，除了安慰我又能做什么呢。
我知道，我该走了，就和他们道别。
杨福珍放下手中的活，用小塑料袋装了两袋花生递给我和胡校长，要我们带回去，说自己家种的，不值钱。
我们推辞了，她倒也没坚持。也许不想给我们负担。
她说：“我还想坐你们的车回去。”
我不解地看着她。
“刚才跟你们回来，小电瓶车还放在那边，我要去骑回来。”
胡校长说：“好的，好的。我们走吧。”
和许家铭的爹爹打了招呼，朝许家铭招招手，我们离开了。透过车窗玻璃，我看到老人停下手中的活，扶着农具的把手在看着我们。
许家铭还在门前的谷场上用右腿拖着左腿一步一步地挪动，他很用力，在身后划出一道道弯曲的印痕。
作者：庆祖杰
